<蔡文老師專輯  宗教篇>

文化院宗教基台

   文化院于一九六0年創立,在初創階段,必然有初創時期的主張:先以「集善堂」名義借廟為居,僅憑一支木筆,實行開教渡眾、濟世救苦的工作。遂至擁有自己的場所以後,立即成立「文化院」,向政府機關登記立案正名為「高雄市文化院」,同時調整行教軌則,踐行「人本精神思想以『鸞』為教」的民間道德學校。文化院的宗旨是「莊實導道,教為育的。」以「忠」以「孝」為標的,並重視「道慈」——修道以慈為基,落實於民間,與社會結合。文化院的宗教基礎是「道教」,以道為基,聯合五教,開創「人間天堂」。

 

  二十世紀已過,廿一世紀來臨!繼往開來,文化院一本「道德」的精神,作為發展道教的理念與原則。文化院的道教軌的是人性化的,完全以「人」為本位,秉神性發展道教文化。所以我們的作法是傳統的,也是現代的。我們認為時代在進化中,人類的生活環境提昇、教育普遍、資訊發達,而宗教不能再泥古和默守;要復興文化,一定要改革文化,並輔以訓詁的方式,否則宗教將變成社會、國家和世界發展的阻礙。文化院有鑑於此,提出信仰新的理念,將道教思想落實於生活中,伸張道教行俠作義的精神,呼籲道教界團結,共振共榮。

 

  文化院經營道教的精神,經過一段亦長亦遠的道途,將各宗派的理念綜合,作成文化院道教推行的目標。現在社會上許多道教門派各自發展其理想,造成道教現況混雜和亂象的局面;不過,文化院的道教理念並沒有受到影響,文化院設立的地位和目標及實際作法也不致動搖。因為文化院的師生,有堅定的心志求道營教,提出文化院的主張,告知道教界是為了實現生活化的道教,以建立一個「人間天堂」;這個理想,也是文化院一個至為崇高的原則,也是包括世界所有宗教最終的目的,也是道教先人「神道設教」原則上的原則。這個原則上的原則,闡明了道教文化的基台,是傾向民間、關懷社會的,亦即說出了道教對人類的心裡話。道教要富強,提昇在世界宗教上的地位,便一定要改變作法。因為道教歷史悠久、地廣人眾,所以應該在世界上主動地爭取它應有的地位和尊嚴。

 

  文化院為道教貢獻,願意作道教界的先路,喚起道教界人士的團結,發揚道教文化(道德之教)。它不僅是在台灣,甚至全中國、全世界,都遠遠超越了任何宗教。

 

  扶乩是文化院的屬性,關係著扶鸞學的普遍和發展。對於這個問題,鸞界人士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瞭解——鸞鳴天下要如何走下去?或是與此有關的神、人、鬼靈理問題;讓乩務有正確的方向,發揚光大。

 

  文化院是一個以道教為基、扶鸞為主的宗教團體,也是一個教團;主在發展道教,宣傳道教文化,及揮揚乩書,鸞鳴天下,以「鸞」御教。它是文化院的基台,也是指標。四十年扶鸞的旅程,無論在室內室外,或國內國外,對人類都有一定的貢獻。但汶羅清水祖師對當今的扶乩作風,仍有些許惋惜,因此,對文化院在這方面的管理特別嚴格。祂認為扶鸞是古文化最寶貴的傳承,也是古代文人至高的文學創作,為天人合一的創造。故云:「扶鸞創造是鸞門的標榜,講仁講義是鸞界人士的作風。」這種精神,正是鸞門所以為鸞門的根本,也在扶鸞史上,創造了許多珍貴的作品。

 

  扶乩在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,它包容無類,不惟教化眾生、渡眾生或濟世救人而已。例如德教會,以實際行動落實於慈善,他們有老人院、孤兒院、殘障安養院、醫療病院、學校等,都是鸞門的創造,也是將來鸞界的目標。扶乩是道德教育的表現,重視人性生活原則下的各種社會問題。

 

  上古倉頡造字,自鸞鳳跳動的形象字開始,五千年歷史的古代經書典故,無非都是扶乩所著,乃天人合一、乩手不朽的貢獻。一個偉大的乩手,秉神之靈光,可以探跡宇宙之奧祕,開發星象,發掘陰陽之妙,化為真理,指導人生。

 

  文化院四十年史,它的志業是建立在社會及人類的生活上。它利用扶乩,幫助人文,提昇「人」的價值觀,所以對「乩手」的地位非常尊敬,並幫助乩手家庭生活安定,同時加強對乩手的教育,注意他的學養與德養,鼓勵深入精闢地研究,及在治事體制上,走上明朗正確的方向。鸞門扶乩原有系統,無論形式上叫「儒門」或「道門」,其教名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「扶乩」,要在廿一世紀以及未來世代,與世界上的宗教並肩同座。

 

  文化院也是屬於民間組織的社會團體,它關心的是社會問題,政治問題從來不參與;卻不能不關心政治,因為文化院的主旨是以「拜神愛國,忠於領首;遵守國法,配合政令。」為修道切身之本。隨著目前台灣的政治情勢,秉持汶羅祖師「促進政黨和諧,保護台灣」及「禳災弭劫」,做好安定民生的工作;同時在兩岸五十年分離的情況下,為中國人的未來做出一定的貢獻。

 

  在兩岸關係上,我們堅持普被天下的立場,若遇其他不同意見而另有偏激思想時,仍必須堅持下去;因為我們的貞志,是愛中國、愛台灣,而且要保護台灣、保護民族。其實文化院的宗教倫理,是關係整個人類的福祉(也是整個中國人的福祉),而不是部份人的福址。因此,我們對兩岸的希望,可能也是全體中國人和台灣人的希望,只有基於全人類共同的福祉,才有利兩岸和平、世界大同。

 

  兩岸分離是歷史所造成的,歷史上的是是非非已經過去,我們無法對前人造成的歷史負責,但是這一代的中國人,有責任彌補、修復前人造成的歷史傷痕。這是文化院推行道教和發展乩理過程中一再倡導的。因為道教是出於中國的產物,乩書是先人的創作,所以兩岸之事,要用道教行俠作義的精神來彌補,用鸞理來共鳴,以為營造兩岸各安其政、和諧合作,共同為歷史而發揚光大。

 

  文化院是社會團體,當然也屬於社會,它極為靈活地在民間從事宗教活動,無須有政黨的強烈手段,而是直接以一支木筆秉神之意,誠懇地由乩手揮書與眾生對話。當然這種對話不涉及政治性,文化院四十年歷史以來,祇在講忠講孝,或仁或義,發展道德,以為鼓勵民心,全民行善。尤其在扮演兩岸宗教界溝通的角色上,任何事都能由善意和理性開始,為兩岸間的和諧做出貢獻。

 

  文化院利用「鸞鳴」,定位海外的角色基本上是互助的團體。海外同胞道教團體其多,只能維持一種宗教上的平行互助關係,結識許多由華人組織的「德教」團體。尤其德教組織是世界性的,藉此所認識的人士特別多,加以「扶乩」是德教主要的宗教活動,很快地與德教便結為友愛的道親德友。

 

  海外德教的歷史長久,與移民史不可分割。基本上,環太平洋亞洲地帶多是中國人移民的聚合地區;德教的興盛,也是由亞洲沿海開始,據有數百間的宮閣,皆設立乩盤,以扶乩為宗教活動。華人藉「扶乩」為生活上的指導明師,相信對文化院與德教的交流,自然有助於雙方新生力量的發展和茁壯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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